赵林：我数十年来读书撰著，皆为功名所累年近古稀，适才渐悟读书治学之真谛

作者简介：赵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珞珈杰出学者，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等，著有《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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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圣人孔子曾感叹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现代学术巨擘陈寅恪先生在一首诗中写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第二首）我数十年来读书撰著，皆为功名所累，为稻粱而谋。年近古稀，适才渐悟出读书治学之真谛，方知真正的学问是开拓自我眼界、陶冶内心情怀和提升精神睿智的“ 为己之学”。

这本书不是为了评职称和完成课题所写，而是纯粹出于自己对古罗马帝国的历史文化的兴趣而写。因此，自动笔之初，本书的写作就不受任何外在规范的制约，而是以一种轻松自由的心境来面对古罗马文明的历史场景。书既然是为自由心境而写，它也必定会为心灵相通者所悦。

历史始终都是历史学家笔下所记述的“ 事实”。这些“ 事实”是在前人书史的基础上，经过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识见加工而成的结果。同样是对所谓历史“事实”的描述，李维笔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普鲁塔克、阿庇安等人的描述就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更遑论与近现代学者爱德华·吉本、蒙森、塞姆等人撰史的差异。历史学所要面对的是以往时代的各种风俗、制度、事件和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曾经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同于科学所要面对的冷冰冰的客观事实。

那些所谓的客观事实——无论是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物理事实还是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制度事实——都是有着普遍必然性的、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可以还原和复制的客观事件或设施，但是历史学主要面对的却是不仅要受普遍的理性法则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各种非理性的意志、欲望、情感等因素影响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面对具体的历史处境时，支配其做出某种抉择的复杂动机，是难以像科学事实的因果关系那样进行还原和复制的。

在这里，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而在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具体目标、谋略和手段，以及独特的个性特征、精神气质和情感状态。恺撒的壮志未酬和屋大维的大功告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两个人的人格特点所决定的，而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则是大体相同的。历史学家在重述这些人物的故事时，以及读者们在聆听这些故事时，不可能不受到自己的主观识见、价值态度和情感好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不同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历史、不同读者所理解的历史就难免不尽相同了，这一点与不同的科学家在同样的因果条件下所观察到的普遍必然性的客观事件是大异其趣的。这就是面对着鲜活人性的历史学以及文学、艺术、宗教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与面对着冷冰冰的物理事实的科学之间的最大差异。

我一向认为，文化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还原那些琐碎的历史细节——许多历史细节是永远不可能还原的——而是要通过展现恢宏的历史场景和壮烈的英雄业绩，激发后人的文化反思和道德情怀。按照古罗马杰出历史学家李维的撰史原则，历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发掘散落在历史事件中的人性和美德。历史本身就是一面哈哈镜，或者更精确地说，每个人的历史眼光都是一面哈哈镜，各自具有凹凸不平的镜面，这是由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文化教养而形成的。

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理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这面哈哈镜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事实“，从而在自己的独特视域中复活一个个曾经创造历史的典型人物。因此，文化史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开拓人的文化视野、陶冶人的道德情怀和提升人的反思睿智，而不在于还原所谓的客观事实。

本书的基本宗旨不在于考据，而在于重现。既是重现，就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事实上，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能不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色彩。不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而且一切历史都是经过撰史者主观的批判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因素润色之后的历史。还是李维撰史的那个基本原则，历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从历史事件中发掘人性和美德。因此，本书中更多展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不是孤立零碎的史实考据。

本书中的”罗马帝国“概念更多是从对外扩张而非政治制度的意义上来说的，自从发迹于”七丘之城“的罗马人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之后，罗马就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帝国“，无论它在政制方面实行王政、共和制还是帝制。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不妨引用如下：

“ 其实，帝国和皇帝统治的国家并不能画等号。‘ 帝国 ’一词源于拉丁语‘imperium’，这个词是由含有‘ 支配 ’‘ 统治’‘命令’等含义的动词‘imperare’派生出来的。一个国家，共和制也好，王政也好，不管政体如何，只要是把其他国家或民族纳入自己支配下的霸权国家，它就成了‘帝国’。”

诚如我们今天喜欢把美国叫作“美帝国主义”一样，并不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有皇帝，而是由于它对外推行帝国主义的强权政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部罗马帝国的发展演变史，很好地展现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自近代以来，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大国的兴衰和更迭，从 16 世纪号称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再到相继崛起的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俄罗斯和德意志，以及自近代以来一直在海外操纵着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英国和后来居上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大国的兴替无非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重演了古罗马帝国的兴衰存亡故事罢了。

古希腊文明充满了晶莹剔透的美感，玉洁冰清，崇高典雅，无论是神话、诗歌、竞技、雕塑、建筑乃至悲剧和哲学，都流露出钟灵毓秀、美轮美奂的“小资情调”。相比之下，古罗马文明则展现出刚猛遒劲的力度，雷霆万钧，威震寰宇，其政制、法律、行政管理、军事制度以及公共工程都显示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雄浑气概。古希腊文明犹如喷薄而出的晨曦，光芒瑰丽；古罗马文明则如同如日中天的骄阳，辉煌璀璨。

希腊与罗马，这两种隔着亚得里亚海“背向而立”—— 一个面向东地中海，一个面向西地中海——的古老文明，二者的精神气质可谓是天壤之别。形象地说，希腊人宛如一个翘望苍穹的清纯少年，心志高洁；罗马人则似同一个统御大地的庞然巨人，气势宏大；希腊人用美的花环装点了爱琴海沿岸，罗马人却以力的铁蹄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然而，随着希腊化世界（包括希腊本土、马其顿、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等地区）相继沦为罗马人的政治殖民地，罗马帝国也逐渐被优雅柔美的希腊文化所浸润，最终蜕化为希腊人的文化殖民地。诚如罗马大诗人贺拉斯的诗句所言：

“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

希腊和罗马，这两种精神迥异却又命运相关的古老文明对于后世西方社会贡献了一系列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基因：政治治理上的分离主义和帝国形态，生活方式上的个人自由和整体秩序，文化风格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上的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概言之，希腊人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超逸浪漫；罗马人是一个俯抱大地的民族，功利务实。后世的整个西方文明，就沉浮于希腊的灿烂星空与罗马的坚实大地之间，在二者的文化张力之下——后来又加了一个与二者均有复杂联系的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俯仰纵横，跌宕起伏。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充溢着喜剧意识的时代，一个缺乏英雄情怀和崇高感的时代，人们普遍被笼罩在轻浮、流俗、调侃和怨愤的精神氛围中。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中，追抚一下远逝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帝国（以及我们中国的先秦风范和汉唐气象），或许能够激荡起人们心中残存的崇高美德和恢宏理想。

关于罗马的历史，古典时代的史学家如李维、塔西佗、阿庇安、普鲁塔克等人由于身在此山中，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当局者迷。爱德华·吉本、蒙森以及英国牛津学派史学家们的罗马史著作，思想深邃、见解精当，但过于学术化，绝非寻常百姓所能读懂。近年来国内风靡的日本学者盐野七生的《 罗马人的故事》，视野宏大，脉络清晰，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罗马一千多年来的兴衰存亡史，又独具东方人的视角和情怀，堪称普及罗马文明的上乘之作。但是此书篇幅过于浩大，中译本共计 15 卷，一般读者往往读上一两卷就望而却步了；再加上枝蔓较多，读起来难免有些琐碎之感。因此要想通过阅读此书来把握罗马帝国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起这些国外的研究著作来，当前中国学界关于古罗马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的著述不仅数量甚少，而且往往缺乏宏观视域和人文情怀。事实上，今天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正在工具理性和利益诉求的引导下，越来越把充满了鲜活人性和盎然情趣的人文学——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弄成了一堆枯燥乏味的东西，就像钟表匠们所面对的齿轮、游丝、刻盘、螺丝钉一样。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里的人文学者，撰写论著都是为了申报课题和评职称，所论述的内容，且不说一般读者看不懂，即使是同行的专家们，读来大多也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书是写给人看的，一本好书应该让人看得懂、愿意看；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获得知识，而且更能够陶冶情操，提升睿智水平，达到一种激发美德、净化心灵的效果。这种愿景，就是我撰写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的初衷。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最初是从西方哲学入手，逐渐深入抽象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思想史和文化史，这也是我多年来在武汉大学所招收和指导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多年前我就相继出版了《西方宗教文化》《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等多部研究著作。10 多年来，我又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典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对西方历史的文化源头和制度滥觞越来越感兴趣，而且曾多次到希腊、罗马等地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进行文化考察。

2015 年 5 月，我曾带领一支专业的摄影团队到希腊各城邦旧址主讲和拍摄了 12 集的大型文化纪录片《爱琴海的光芒》；2019 年 10 月全球疫情暴发之前，我又带领这支摄影团队去意大利和突尼斯等地主讲和拍摄了 10 集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地中海的辉煌》。这两部纪录片现在都已经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公开播出，尤其是《地中海的辉煌》，获得了影视界和广大观众的较高评价。

2020 年 11 月，我出版了一部《 古希腊文明的光芒 》（ 上、下册），系统讲述了希腊各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该书完稿之后，我就全力投入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的撰写工作中，一眨眼就过了两年多光阴。相比起《古希腊文明的光芒》，本书耗时更长，花费的精力也更大。近几年来，我先后在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夏理工学院等高校多次讲授“ 古罗马文明”的课程。正是在 10 多年的资料准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已拍摄的纪录片的基础上，我以“古罗马文明”课程的讲课录音为底稿，进行了几乎是重新撰写的艰苦整理工作，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整个过程可谓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逻辑上来说，罗马文明都构成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重要枢纽。正如我在此书附录《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影响》中所展示的六合之中的罗马帝国情景，罗马不仅与希腊形成了东西争锋，与基督教形成了凡圣博弈，而且也与后来居上的日耳曼世界形成了南北抗衡。就这种枢纽意义而言，《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正好构成了我此前出版的《古希腊文明的光芒》和《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有机中介，这三部著作也珠联璧合、一脉相通地展现了我关于西方文化史的宏观视野和独特史观。

为了帮助读者更加贴切地了解古罗马文明，我在本书中插入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和历史地图（如同我在《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中的做法一样），旨在引导今人能够便捷而直观地进入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场景。书中的插图大部分是我自己多年来探访古罗马帝国各地遗址和西方各大博物馆时所拍摄的照片，还有一些图像资料是由我的好友张松先生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周玄毅副教授收集提供，在此谨表谢忱！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稿竟然是在新冠病毒隔离病房中完稿的。202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这是一个够“二”的日子！），我在给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专业课时，感染了新冠病毒，第三天开始发热、头痛，睡了一夜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核酸检测结果却为阳性，因此被送进武汉市第七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这次新冠病毒感染来去匆匆，无甚大碍，我却在隔离病房中待了十余天，每日餐食水果按时供应，身体健康如常，只是要等到核酸检测结果转阴才能出院。其时正值这部书稿进入收尾阶段，我就是在被隔离的状态中，在病房中写完了本书的最后一个字符和这篇后记。

说来也巧，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我正好暂居上海，在居家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一书。时隔近三年，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竟然又是在更加严格的住院隔离状态下脱稿的，这或许也是某种冥冥中的定数吧！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我住院隔离期间，国家的防疫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为自限性疾病，如同流感一般，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持续了近三年的严防死守、“动态清零”政策至此终结。

我的书稿完成了，国家的防疫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很快就可以走出隔离病房自由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了。唯愿在这本书出版之时，中国能够彻底驱散肆虐三年的疫情阴霾，整个华夏大地重新沐浴在温煦明媚的春光之下。

赵林

2022年12 月6日

于武汉市第七医院隔离病房

本文为赵林教授新书《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7）后记。经出版方授权发布。